最高的理想在过去是历史事实，那么，经过人的努力，假如未来把人性发展到极致，就变成天下有道。

[7]面对现代社会中，不同人群和个人的合理的价值选择，将儒家价值视为绝对价值是无法成立的。一个民主社会，如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运作良好，通常包含着或至少隐含着某些基本的直觉性理念，从中有可能制定出一种适合于一立宪政体的政治的正义观念（同上，第39页，注41），和在我们最重要的判断中，许多都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做出的，即我们不能期待正直的个人以其充分的理性能力，即便是在经过自由讨论之后，总能达到相同的结论（同上，第61页）。

[31]      同上，第298页。鉴于此，陈祖为试图把个人自治（personal autonomy）的观念引入儒家思想。[2]具体地讲，蒋庆认为中国政治应该重建奠基于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王道政治。白彤东致力于从旧邦新命的角度阐发儒家宪政，他认为我们一方面要忠实于儒学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又要结合当下的历史情境，把儒学的传统恰当地表达出来，赋予它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新命。他举了吸毒者的例子，认为国家要采取强制手段改善他的生活方式。

[31]它以个人自由地作出人生中的选择为特征，强调独特的单个人的尊严。下文将分析他们的论证，从而揭示将儒家宪政用于当代政治建构所面临的困难。西方哲学在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传统之外，还有一个情感主义的传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然而儒家思想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更进一步推展：爱不仅是导致利益冲突的原因，更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根本保证，这就是仁爱中的一体之仁，也就是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所以，我曾指出，儒家的情观念实际上是：情→性→情。[46] 参见黄玉顺关于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的系列论文：《论仁与爱》，《东岳论丛》2007年第6期。

[46] 这种仁爱情感在情绪层面上就是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compassion）、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而在感情层面上就是孔子所讲的爱[47]。[19] 但这仍然不能算是儒学本身的情感转向。

本文打算简要叙述儒学史上的情感观念，以及这种观念在生活儒学及中国正义论中的意义，作为对斯洛特教授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的一种来自东方的呼应。[33] 不过，关于李泽厚的情本论可以讨论三点：（1）它出自美学思考。然而，存在之谓生活，并非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那种与生存（Existenz）相对的存在（Sein），亦即不是此在（Dasein）的存在。所以，笔者在比较儒学与笛卡儿哲学的时候提出一个命题：爱，所以在。

[30] 蒙培元：《理性与情感——重读〈贞元六书〉、〈南渡集〉》，载《读书》2007年第11期。由此可知：中国正义论最基本的理论结构就是义→礼，亦即正义原则→制度规范，孔子的表述就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在情感中，儒家最重视的是仁爱或爱的情感，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言。儒家的情感观念再一次被充分凸显出来，这与当代著名哲学家蒙培元的工作密切相关。

情感主义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恰恰相反，生活儒学追问形而上学本体本身何以可能，从而追溯到前形而上学、前本体论、前存在者的存在——生活。

（《离娄上》）义之谓宜，如《中庸》说：义者，宜也。要解构性→情观念，首先须解构先验的性观念。

儒家这种后起的情感观念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情不再指事之情，而是专指人之情。[25] 在他看来，人的存在亦即心灵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生命情感。他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他的情感理论虽然也受到柏格森的影响，但更具儒学底蕴。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情感与理性》（2002年）以及一系列文章，都在强调情感对于儒学、中国哲学的根本意义，认为儒家哲学就是情感哲学[24]。[37] 这与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截然不同。

[14]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5页。这样一来，爱己必欲利己，爱亲必欲利亲，爱人必欲利人，差等之爱势必引发利益冲突。

[42]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也可叫做生活情感儒学（Life-Emotion Confucianism）[43]。[39] 生活不是存在者，而是给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

儒学的情感转向发生于一部分现代新儒家。相形之下，情感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地位更为凸显，当然，这里面也有许多曲折。

[11] 苏轼：《苏轼文集》，卷二，第55页。不是‘性（‘理），而是情。我们这里所关注的问题乃是：情感在中国正义论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这需要进行礼→义→仁的倒溯，由此揭示仁爱情感的根本意义。[32] 这次会议之后，学界谈论儒家情感观念问题的文章就明显地多了起来。

与我们这里的情感话题密切相关的是正当性原则。……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此性发而为情，可善可恶，唯在是否中节。[51] 这个结论是从荀子的下述思想中推导出来的：仁爱是由自爱开始的（《荀子·子道》[52]）（其实推己及人的逻辑起点亦然）。

汉语情兼指情感和事情，这与西语截然不同。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生活儒学正是以这种情感观念来阐明一切的，例如重建中国正义论。[22] 王末一：《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与融合——梁漱溟哲学思想初探》，吉林大学硕士论文，未刊，第24页。）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存在其实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体范畴，这与西方生命哲学（philosophy of life）相通。最近通过美国著名伦理学家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这个中介，笔者对西方情感主义传统有了更多的了解。

[21]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2008年，蒙培元先生七十寿辰的时候，笔者曾主编过一个集子《情与理：情感儒学与新理学研究》，并在该书的序中指出：在现当代儒学、或者所谓‘现代新儒家中，如果说，熊牟一系或可称之为‘心性派（熊多言心、牟多言性），那么，冯蒙一系则可称之为‘情理派（冯重理而亦论情、蒙重情而亦论理）[28]。

…… 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蒙培元之所以如此重视情感，我个人的理解，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他的秉性，注重情义。

[31] 而陈来则认为蒙培元的思想应该概括为生命-情感儒学。[13] 为此，梁启超称戴震哲学为情感主义[14]、情感哲学[15]。